作为新中国工人新村的“长子”，曹杨新村依托具前瞻性的规划，从租界霓虹灯下“马桶排队、煤炉接班、不见太阳”的里弄群中剥离出来，成为以模范工人为代表的居民有尊严的生活世界。
本月13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的重头戏、《留住乡愁城市生活与历史记忆》主题展将在上海城市规划馆拉开序幕。在这里，60多岁的曹杨新村将与武康路、陕西北路等历史风貌区（道路）一起，成为展览主角。但与其他不同，曹杨新村不仅拥有独特的建筑形式，更是用一个社区的发展史，展现出城市规划对构造宜居生活的意义。
曹杨电影院60多岁的退休美工李树德，能把一部部跌宕起伏的电影浓缩于一张海报，但面对静止的曹杨新村，却常感怎么都描摹不够。
“快看那水中倒影，这是曹杨新村环浜最美时候”，老李陪记者漫步初夏的曹杨新村，环浜两岸，数十年树龄的夹竹桃，粗壮的枝丫伸向水面，密匝的花朵和浓郁的绿荫几乎覆盖了整个水面。睡莲玲珑的叶片已舒展成个个小圆片，轻轻巧巧浮在水面
除了水，村内屋前屋后的梧桐绿意，亦为老李笔下增色，“白墙红顶绿树掩映，在解放初被认为是外国电影中才有的洋房风景，即便今天，也是理想的宜居小区环境”。他认为，曹杨新村内的绿化，美学意义与生态作用兼具，“夏天，新村里要比新村外凉快两三度；上海这两年一直在评林荫大道，可以说曹杨新村内每条路都是林荫道！”
难怪，同济大学建筑学专家郑时龄的学生，要在博客中写下儿时回忆“喜欢从曹杨新村抄近路去乘公交，开始是为省5分钱车费，但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道路弯曲、绿地开敞、有树有水的地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朱晓明曾无数次在新村徜徉。这里，依旧透着当年原始基地丰沛的水网与田园气息，道路顺着河道走向，白墙红瓦建筑则顺着道路呈扇形打开，充满乡土情愫的大花格漏窗与绿色木窗，容纳下适可而止的阳光，木头楼梯透着亲切。曲线型的花溪路滨水而建，人与水和自然的关系，60多年前就被规划师悉心考虑。
更令朱晓明讶异的是，当年百废待兴的上海，竟未采用前苏联轴线对称、空间围合，纪念性强的大街坊布局，而是运用美国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邻里单元”理念：至少10％的社区土地为公共开放空间或公园；最多每隔3栋楼，必有一处敞阔的公共空间。曹杨一村以小学为核心，以600米的服务半径布置街坊，78分钟步行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种公共配套设施。李树德掰着手指，“一个新村内，2个公园、2座医院，文化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影剧院、幼儿园、小学、中学等一应俱全，拥有如此完备配套设施的社区，如今恐怕也寥寥都说上海要实现出门500米有公园、步行5分钟有公交，这些，曹杨新村早就实现了！”
何况，时针拨回半个多世纪前，每户拥有配备蹲位的厕所、厨房3家合用、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房屋栋距超出上海现行日照间距1.8倍对于曾常年居住在小船、棚户区或逼仄里弄内，一辆黄鱼车装不满全部家当的劳模家庭们而言，如此标准，已远超他们的想像。
曹杨新村的设计者汪定曾，曾在2009年他96岁高龄时，撰文回忆当年规划时的考虑，“那时欧美的学院派和设计界中关于花园城市、新城市主义运动萌芽等的研究、尝试已开始蒸蒸日上，而这些新思潮中对于绿化、生态、以步行为导向、非对称自由布局等的关注非常吸引我。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怎么能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呢？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关于曹杨“待遇”对自己人生观与豁达性格的养成，67岁的唐锦波表示“影响巨大”。
他是曹杨新村首批入住者，时年5岁。此前，他一家4口挤在苏州河边上10平方米的亭子间，与邻居用木板隔开，不光吵架能听见，木板间还有缝隙，须用报纸把缝糊上。1952年，唐锦波在华通开关厂任供应科科长的父亲分得新居，举家欢天喜地迁入曹杨一村33号4室，一室半的房型，朝南、朝北房分别为16平方米和8平方米，再不用倒马桶，用上了自来水，一家人幸福得要冒泡。
犹记当年，他那些住在虹口的亲戚来做客，赖着不肯走；更记得那些年，去上海杂技场看演出和参观曹杨新村，是外国友人“做一天上海人”的必选动作。对那些高鼻子蓝眼睛，幼时的唐锦波司空见惯，“几乎每周都有老外来我家，秋风起时，大伙自发买大闸蟹款待他们”
曹杨新村，也令朱晓明多年探求而欲罢不能。她发现，曹杨新村左邻右舍间，谁家买了新布料，都会在宽敞的楼梯或其他公共空间进行展示，有许多老照片为证。《解放日报》摄影记者俞创硕和汪刚，在1952这一年也留下了诸多独家珍贵镜头：6月，横跨曹杨环浜的“红桥”上，勤生纱厂女工孔阿菊和丈夫依桥而立，脉脉凝望；7月，同样在“红桥”，休假日中的孔阿菊夫妇，骑着自行车去看电影；还有一张摄于7月的照片上，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职工在夕阳下的草坪上下棋
朱晓明坚信，曹杨新村在规划设计时“对人的精神空间超乎寻常的尊重，可以塑造人”。在她看来，这个给予工人阶级尊严感的新家园，透着一股强烈的潜意识。且看上海建筑，有专为李鸿章修建的丁香花园，有为洋行、外商高级职员及上层侨民量身定做的法式风情建筑武康大楼，而曾经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工人，所能栖身的多是局促陈旧的石库门，或在“滚地龙”中煎熬度日。当1952年，他们欣喜发现有了标志自己身份的新村时，这成为他们重塑阶级信念的标杆。
唐锦波与邻居们，都从新居中获得了强烈的荣耀感。最早入住曹杨新村的114名居民，多是厂里的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当时“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的口号，产生强大精神暗示与鼓励，伴随和影响了几代曹杨人，使他们不仅拥有“面子”，也改变着他们的“里子”。
普陀区文明办原主任、今年78岁的刘有为深有感触，曹杨新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多年来始终排在全市乃至全国前列。他记得，曹杨五村七委，是上海首个文明小区。当年，五村七委是外经贸系统的职工宿舍，曾把食品罐头往窗外扔得遍地都是。有人写信向市里反映，此后，五村七委发动外贸职工集体打扫、整顿绿化，并将扔掉的东西办成展览，如此轰轰烈烈，还真把文明小区给创建成了！18年区文明办主任生涯，曹杨新村始终是刘有为工作中的亮点，他说：“曹杨新村的居民就是有那么一股精气神，一声令下，毫无疙瘩，能发动，能创建，还能做成！”
曹杨街道办事处原副调研员沈树东，也不禁要为曹杨人“感恩、奉献、参与”的精神竖起大拇指。他和记者说，1990年曹杨商厦火灾，街道动员居民购买外观受损但不影响正常使用的“过火”产品，“买下第一台电冰箱的，就是曹杨一村居民。新村里还有许多小学生，捧着储蓄罐来捐钱，感人情景历历在目1992年，曹杨新村街道还被命名和表彰为上海十面红旗之一！”
现曹杨村史馆负责人马长河动情道，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老师，都为其儿子或学生身为曹杨人而骄傲，“迄今，我在曹杨工作36年，感到人生毫无虚度”
就此意义，曹杨新村宛若一样“盛器”，不仅装满了新时代的新福利，更承载着新上海的城市精神。
当年入住曹杨新村的垂髫少儿，如今已两鬓斑白，而曾让他们惊喜、骄傲的建筑，也现出了一些老态。随意走入曹杨一村一栋居民楼，一二楼间的木楼梯吱呀作响，公用空间内各种电线如蛛网般四处蔓延，曾经合用的卫生设施这两年经过改装，基本实现了每户独立，但也只容得下一台抽水马桶曾引发外人无比艳羡的曹杨一村，已因建筑老化、规格不一、人口密度过高，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因为曹杨新村在规划和建筑上的独特价值，使它成为了“上海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根据相关规定，“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不能随意拆建更改，曹杨一村里，小区高度不能增高、建筑外型不能改变，也对社区更新带来挑战。
唐锦波说，如今留在曹杨新村中的，除了外来租户，大部分是“老弱病残”：“既是留恋这个老社区、老环境，也是因经济条件有限，无法迁往硬件条件更好的小区。”所以很多居民都希望曹杨新村能变一变，让最初设计的宜居社区理念也与时俱进。
60多年前的前瞻性规划、享誉海内外的历史风貌保护区，究竟能不能变？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副教授谢建军眼里，答案是肯定的。
他表示，尽管60年前的规划设计带有超前性，但毕竟早年规划不可能考虑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出现的新事物，就像而今互联网畅通八达，但最初设计并未给光纤等留下空间；还有，当初房屋间的绿化空间能满足居民休闲需求，但随着社区老龄人口增加，也有必要为他们提供适老化设施新空间。
同济大学王伟强教授和他研究团队对曹杨新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收集来自于居民的各类基础数据和诉求，为政府的社区更新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使规划的更新调整更贴近于居民的意愿，更加有助于维护曹杨新村的规划理念和历史风貌。
谢建军认为，曹杨新村的改建主要是内科手术而不是外科手术，调整不能大刀阔斧，而是渐进式。他提出一个“城市针灸”概念，“老建筑可以保留、房屋的经典立面可以保留，但空间布局和功能设计，都应听听老百姓和社会学家的意见，有的放矢地对局部进行重新规划、改建”。
其实，谢建军对曹杨新村的未来有一个设想：“能不能先从曹杨一村开始，把它改成一个社区养老的典型？”他说，老龄人口多是曹杨新村的一大特点，但硬件设施老化也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品质。如果能通过经济杠杆，降低人口密度，就为进行建筑功能的改造提供了基础：“比如原先两间房，可打通成一间，把以前没有的功能补上去。”另一方面，依托社区原有的医疗、绿化资源，又为改造成专门的养老公寓打下了基础。
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潘旭山也和记者说：“虽然历史风貌保护区对硬件设施改造有限制，但街道始终没有忘记曹杨新村设计时提出的宜居理念，也一直在想方设法予以完善：先天不足后天补、房子不足环境补、硬件不足软件补。”他表示，曹杨新村的合用户改造工程还将继续，尽可能破解煤卫合用问题；同时根据社区内老龄人口增多的趋势，加快无障碍通道、楼梯扶手、休憩座椅等适老设施增设。在环境建设上，街道也在“做1952年7月,工友们凑在一块儿在草地上下棋。
